黄帝陵

　　随着“炎黄子孙”这一说法的日益普及与深入人心，和近几年陕西黄陵公祭黄帝活动的持续开展和影响的与日俱增，社会上及学术界有关黄帝与公祭黄帝观的争论也逐渐热烈了起来。本文拟就此稍作刍议，以辨是非，以正视听。不当之处，尚祈方家匡正为幸。
　　一、三种不同的黄帝观
　　犹如“宇宙观”、“人生观”之于哲学为根本问题一样，黄帝观也是黄帝研究领域一个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概括而言，学术界大致有以下三种不同的黄帝观。
　　第一种黄帝观，以近代疑古派的先驱顾颉刚先生的意见为代表。顾氏在《古史辨》等刊物上发表文章认为，东周以上的历史都是后人杜撰的，因此“东周以上无史”可言；史书记载的炎黄二帝及尧舜禹的事迹等全是子虚乌有的神话，故而应将他们统统摒之于历史研究的视野之外。以顾氏为代表的疑古派的这种观点，在上世纪上半叶曾在学术界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就整个疑古思潮而言，它对冲决封建思想的网罗，对辨析古史和古籍具有一定的积极进步作用，应给予充分的肯定；但它也有其局限性和不足之处，即它对古史及古代文化否定过了头，以致造成了不少冤假错案，造成了古代历史文化的一大段空白。其中，包括他们对三皇五帝这些传说时代历史的否定。因此，当代不少学者刊文，提出要克服疑古思潮的不足，从而“走出疑古时代”[1]。但也有部分学者仍然墨守疑古派有关黄帝记载的信条。2001年11月，在京西宾馆召开的一次有关炎帝及其文化的学术研讨会上，有位资深考古专家在讨论发言中认为：古籍中关于炎黄的记载都是神话，炎黄是神不是人，这是主持二十四史标点工程的疑古派大师顾颉刚先生早就论定了的。顾先生主持这项工作，是周总理亲点的。顾先生不简单，学识渊博，不是一般人，疑古派关于炎黄的看法是不能否定的。研究炎黄与神话或旅游结合一下还可以，但绝不能与古代历史与考古文化的研究相结合。现在有学者提出要“走出疑古时代”。他要走到哪里去呀?就是要走回信古时代嘛!现在还有人说炎帝文化是什么考古文化，黄帝文化又是什么考古文化[2]，学术水平太低了嘛!
　　第二种黄帝观，以古代和近现代的信古派为代表。这部分学者认为：古籍有关黄帝的记载是信史，黄帝是确实存在过的历史人物，而且还言之凿凿地写明了炎帝在位的准确积年及寿数。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在古代是《帝王世纪》一书的作者，西晋的皇甫谧，其书云：“(黄帝)在位百年而崩，年为百一十一岁”[3]。当代有位学者，在参加1995年河北涿鹿三祖文化研讨会时提交大会的论文题目中就明确宣称：“黄帝是信史”，似亦可任代表之选。
　　第三种黄帝观，以近现代的释古派为代表。将近现代历史学家依其对史料态度的不同，区分为信古、疑古、释古这明确的三派，其说肇创于我国著名哲学史大师冯友兰先生在上世纪20年代为《古史辨》第六册所撰的序。冯先生在该文中说：“中国现在之史学界有三种趋势，即信古、疑古及释古。就中信古一派，与其说是一种趋势，毋宁说是一种抱残守缺的人的残余势力，大概不久就要消灭……真正的史学家，对于史料，没有不加以审查而即直信其票面价值。疑古一派的人，所作的功夫即是审查史料。释古一派的人所作的工作，即是将史料融合贯通。就整个史学说，一个历史的完成，必须经过审查史料及融合贯通两阶段，而且必须到融合贯通的阶段，历史方能完成。”冯友兰先生这里所说的以融合贯通为其要务的释古派学者，其实也要做审查史料的工作，而且还要对疑古派审查史料的工作进行一番再审查与弥补。其对史学发展的贡献及视点之高超于疑古派，是显而易见的。故冯先生文中方云“必须到融合贯通的阶段(按：即‘释古’阶段)，历史方能完成。”大概由于其时疑古与释古两派学者均与冯先生交谊甚厚，且冯先生乐见两派之融合，故在文中又称“无论疑古释古，都是中国史学所需要的，这期间无所谓孰轻孰重”，采取了一种息事宁人的中间立场。
　　其实，释古派古已有之，而仅“于今为烈”罢了。我认为：我国古代最大的释古派史学宗师，就是《史记》的作者西汉武帝时期的太史令司马迁。这一点，只要看一看《史记·五帝本纪》后的《太史公曰》篇这一小段文字，便可一目了然。其篇首“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之言，表明他并不是一个不加审查、照单全收的信古派，而是以“不稚驯”、“难言之”、“不传”等语，表明了他对百家所言黄帝事迹的一种审慎的怀疑和保留。但他并没有像后世的疑古派那样，将百家黄帝之言当成虚妄的神话而一棍子打死、全盘否定，而是做了两大方面的史料审查工作。一是他远出四方，行万里路，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浙于海，南浮江淮，到民间向各方长老调查询问。询问时，“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经过司马迁一番考查对比、融合贯通，他得出结论，采取了视其为“近是”，即大体上肯定的态度。二是将百家中言黄帝等五帝之事的代表性著作《五帝德》(按：即《大戴礼记·五帝德》篇)和《帝系姓》(按：即《孔子家语·帝系姓》篇)与《春秋》、《国语》等古籍经作了一番对比勘验的审查工夫，结果认为，“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检讨自己从前轻疑其言是“顾弟弗深考”，肯定百家所言黄帝、五帝等事“其所表见皆不虚”。对黄帝、五帝之事不见于《尚书》，即所谓“《书》缺有间矣”，司马迁也指出“其轶(按：即轶失未言部分)乃时时见于他说”，并非毫无出处和依据。最后，通过这次对百家所言黄帝、五帝之事的审查验证、
　　融合贯通，司马迁发出了其事“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的浩叹。通览《史记·五帝本纪》后所附《太史公曰》文字可以确知，司马迁对百家言黄帝、五帝之事，既非一个完全轻信的“信古派”，也非怀疑一切、一概称其为虚妄的神话的“疑古派”，而是一个在行万里、四方走访询问、遍观群经、融合贯通后认定其说为“近是”、(按：并非“全是”)“不虚”的“释古派”。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虽然两千多年过去了，但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后现身说法的《太史公曰》这段文字，对我们树立科学的、正确的黄帝观及五帝观，仍有其现实意义与指导意义。我建议各派学者，尤其是疑占派的学者，应当认真读一读这段文字，并深刻反思一下，对百家所言黄帝及五帝之事，自己是否像司马迁所说的那样，是“顾弟弗深考”，自己是否是一个像司马迁批评的“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而“难为”其“道也”的“浅见寡闻”者。
　　说到中国近代的“释古派”，就不能不提到国学大师王国维和古史传说研究的奠基人徐旭生这两位老前辈。王国维是中国古史学界传为美谈的“二重证据法”的创始人。他在《古史新证》[4]一文中指出：“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材料之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按：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附《太史公曰》正指黄帝及五帝之记载为百家不雅驯之言)，亦无不表示一面之事实(按：此言“一面之事实”而非“全面之事实”，正是《史记》“近是”之意)。此二重证据法，唯在今始得为之。王国维不仅是著名的“二重证据法”的首倡者，而且也是其最早的、最成功的实行者。他纠疑古派之偏、为释古派树立楷模的典范之作，就是著名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与其《续考》[5]。在这二文中，王氏运用当年新从地下所得之殷墟甲骨卜辞材料，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为疑古派斥之为虚妄神话的《史记·殷本纪》等纸上材科所记殷人先公先王世系为实录，证明了史有商代或商代有史。疑古派“东周以上无史”论，已被证明为至少有部分(按：西周至商部分)为谬误。至今仍墨守疑古派先辈的信条不放、坚持炎黄等五帝传说为神话的学者们，应当认真回顾一下这段学术史，对他们错误的黄帝观有所悔悟与更改。安知将来就无人像王国维先生利用殷墟卜辞材料证实殷人先公先王那样，利用新出土之地下材料以证明《史记·五帝本纪》中有关炎黄五帝的纸上材料为史实呢!   
　　就黄帝记载而言，比王国维利用地下新出殷墟卜辞材料以证实殷代先公先王为实录更具说服力的，是德国考古学家谢里曼(1822—1890)通过考古发现以证明《荷马史诗》中《伊里亚特》所描写的特洛伊战争为实录的著名事例。在此之前，西方学术界均视《荷马史诗》中《伊里亚特》所描述的特洛伊战争为虚妄的神话而不屑一顾。但谢里曼却坚信《荷马史诗》所述特洛伊战争皆属史实而非向壁虚构的神话。为此，他还根据书中的描写加上实地调查，于1869年写出了《伊萨卡、伯罗奔尼撒和特洛伊》一书，认定土耳其小亚细亚半岛东岸的希萨立克就是特洛伊城址。1870—1873年，他自费组织人员开始了对特洛伊古城址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当时学术界对此不仅不予重视，而且欧洲的一些“疑古派”学者还对他此举给予了无情的嘲笑和诽谤。然而不久，他就在那里发掘出了古特洛伊城的城垣街道遗址，并发现了战火焚烧的痕迹。特别是他还在属当年的古墓葬中获得了大量惊人的文物，其中有金制的王冠、金银手镯、项链、酒杯、碗、盘等，从而以无可辩驳的地下实物材料证实了为《荷马史诗》所美称的特洛伊城和其战争的历史存在。此举使整个西方学术界为之震动，也使那些早先嘲笑诽谤他而自以为得志的欧洲“疑古派”的先生们鸦雀无声，一霎时都闭上了他们的嘴巴[6]］。中国的那些一概斥炎黄五帝记载为虚妄神活的当代疑古派的学者们，是否也应当通过谢里曼发掘特洛伊古城的事例深入反思一下自己的说法是否过头，是否有错，是否对我国史前史及史前考古的研究事业不利，是否应当改弦更张，免得像欧洲的那些“疑古派”的先生们那样，鼓噪嘲讽于前，而羞愧闭嘴于后呢?
　　与王国维先生相比，徐旭生先生对古史传说的研究，与我们所讨论的黄帝观议题就更为贴近一些。因为，徐先生的名著《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7]的核心研究对象就是我们现在讨论的炎黄等五帝。在历经30余年潜心研究而著成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的第一章中，徐旭生先生指出：中国古史应当首先区分为传说时代与历史时代，传说时代在前，而历史时代居后。大约殷墟盘庚时代以前至五帝为传说时代，殷墟盘庚时代及其以后为历史时代(按：按目前的分法，一般以夏代以前为传说时代，自夏以下为历史时代)。传说时代研究所据的文献资料，是古籍中自五帝至殷商盘庚以前的诸多记载。这些记载既不是纯粹的神话，也不是信史，而是掺杂有神话的古史传说。“(古史)传说与神话是很相邻近却互有分别的两种事情，不能混为一谈”；“无论如何，很古时代的传说总有它历史方面的质素、核心，并不是向壁虚造的”；“在古帝的传说中间，炎帝、黄帝、蚩尤、尧、舜、禹的传说里面所掺杂的神话并不算太多，可是极端的疑古派都漫无别择，一古脑儿把它们送到神话的保险柜中封锁起来，不许历史的工作人再去染指”!我以为：徐先生这里所说的“极端的疑古派”，应当就包括在2001年11月京西宾馆炎帝文化研讨会上声称炎黄传说全部是神话且不得将其研究与历史、考古研究相结合的那位前辈先生。
　　当代与炎黄研究有关的“释古派”学者甚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位，是原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先生和原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李学勤先生。
　　苏秉琦先生是致力于以史前考古与古史传说相结合来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最著名的学者之一。苏先生指出：“在我国古籍中有许多关于远古的传说，过去有不少学者进行过研究，徐旭生和童书业先生等还进行过系统整理。不过那时史前考古学尚未充分发展起来，无法同考古资料进行比照。现在史前考古已有了长足的发展，本身就可以大体复原远古时代的漫长历史，传说资料反而只起参照的作用。若以整理传说史料本身来说，史前考古资料则已成不可忽视的最可靠的参照系。古代有所谓三皇五帝之说，……三皇或类似三皇的说法应属后人对荒远古代的一种推想，并非真实历史的传说，而五帝则可能实有其人其事，所以司马迁著《史记》时径直从《五帝本纪》开始，而于五帝以前的历史则只字不提。……《史记》以黄帝、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为五帝，也许是司马迁认为这几个人的事迹比较可信”[8]。苏先生还指出：“考古发现已日渐清晰地揭示出古史传说中‘五帝’活动的背景，为复原传说时代的历史提供了条件[9]。”苏先生的以上两则论述表明，他是一个主张以纸上材料(即太史传说)和地下材料(即考古资料)这二重证据来重建中国史前史的“释古派”学者，而且他还认为以考古资料来复原古史传说五帝时代历史的条件现在已经具备。并且，他还身体力行，对五帝时代初期(即黄帝时代)及后期(即尧、舜时代)的时空框架复原作了开拓性的尝试。这些，我们将另文再作介绍。
　　李学勤先生，是近年为“疑古派”纠偏用力最大的“释古派”学者。著名的“走出疑古时代”的响亮口号，就出于李先生的首倡。李先生在那篇著名的《走出疑古时代》的演讲中认为“疑古思潮基本上是进步的”，主张要肯定其很大的进步意义，同时指出“它也有副作用”，“它对古书搞了很多‘冤假错案’”，力主在现有条件下，走出“疑古时代”，摆脱一些旧观点的束缚，继承王国维生前提倡的二重证据法，把文献研究和考古研究结合起来，“开拓出古代历代、文化研究的新局面，对整个中国古代文明作出重新估计”[10]。这些主张足以证明，李学勤先生的“走出疑古时代”，绝非如2001年京西宾馆那位资深考古专家所说的那样，是要走回什么信古时代，而是要走向把文献研究和考古研究科学结合起来、重新估计整个中国古代文明的新时代。李学勤先生绝非是“信古派”，而应是“释古派”。“疑古派”在历史上的确有很大的进步意义，顾颉刚先生本人在学术上也有极高的成就与修养，周恩来总理当年推荐顾颉刚先生进京主持中华书局的标点二十四史工程，正是对其极高学养的肯定，但这绝不等于说“疑古派”就没有缺点，顾先生的学术见解就全都不能批评。
　　说到黄帝观，李学勤先生认为：“《史记》始于《五帝本纪》，《五帝本纪》开端就是黄帝的史事，也提到炎黄二帝的关系，这样重要的记载，我们是不能忽略过去、不予研究的，可是在几十年来疑古思潮盛行的时期，炎黄二帝的事迹几乎被全部否定了，普遍认为是子虚乌有，屏之于历史研究的视野之外”。李先生主张依靠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现代考古学克服疑古思潮的不足。他指出：“炎黄二帝的传说，不能单纯看成是神话故事。这些传说确乎带有神话色彩，但如果否认其中的历史‘质素、核心’，就会抹煞中国人的一个文化上的特点，就是中国人自古以来有着重视历史的传统。……古代的历史传说，正是这种传统的一部分。……以炎黄二帝的传说作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并不是现代人创造的，乃是自古有之的说法。……炎黄二帝以及其后裔的种种说法都不是虚无飘渺的东西。当然我们也不认为可以确切地知道炎帝、黄帝是什么样子的人，我们不能那样去作研究。我只是说，中华文明的形成与炎黄传说应当有密切的关系。[11]”
　　徐旭生、李学勤等“释古派”学者关于黄帝等古史传说总有它历史方面的质素、核心的说法，是科学的、正确的；而疑古派学者将黄帝传说视为纯粹的神话加以全部否定，将其完全屏之于历史与考古研究之外的武断说法，是反科学的、错误的。黄帝传说既有其历史的质素、核心，他就必然处于一定的历史时期，一定的考古文化范围以内，哪怕这个历史时期、考古文化的时空范围一时还比较模糊和不太确定。既如此，研究黄帝就必然要与历史研究、考古学研究相结合。不许进行这两结合，就是从根本上取缔了这项研究。这种贵族老爷式的专横态度是完全错误的，也是根本不能接受的。你可以指出某些人将黄帝与历史、考古结合起来研究在哪些地方还结合得不够好，但你却不该也不能完全封杀和拒绝人们进行这两种结合。李学勤先生是赞成尹达先生提出的揭示黄帝等古史传说的历史背景和内涵需要结合考古学作很好研究的主张的[12]，但他又认为“怎样把古学的成果与古史传说结合起来，是很不容易的事。我个人认为，千万不可简单地把某一考古文化同传说中的人物联系在一起，这样每每会造成误会甚至混乱。”李学勤先生的说法无疑是正确而又审慎的。显然，在李学勤先生看来，简单联系是不可以的，只有“复杂”、“有机”或“科学”地联系才是可取的。但“简单”与“复杂”都是相对而言的，怎样算“简单”，怎么才算“复杂”?恐怕也人言人异。我不知道我已作的那些联系究竟该归入哪个类型，是否“简单”，是否水平太低?但我明白一个浅显的道理：即要想让黄帝研究能真正开展起来，让黄帝研究与历史、考古相结合最终能达到理想的顶点，首先要允许和鼓励学术界进行这种结合的尝试，哪怕这种尝试最初让人觉得不免有些“简单”。如果从一开始就对这种尝试一概禁绝，一概斥之为简单而加以封杀，那么黄帝研究就永远也别指望能取得什么积极的成果。我在这里绝无坚持“简单”，或拒绝批评的恶意，只是希望学术界对于黄帝研究中与历史、考古研究的相结合，一是要允许鼓励，二是要善意积极。
　　二、两种不同的公祭黄帝观
　　对黄帝的祭祀古已有之，且自虞夏商周经秦汉至明清而历久不衰。将其视为神者，有之；将其视为人、视为五帝之首及人文初祖者，有之；将其既视为神，又视为人者，亦有之。但这些都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本文要特别加以讨论的，则是自1912年3月南京中华民国政府派团赴陕西桥山黄陵致祭黄帝以来直至今日的历次国家级公祭黄帝活动。对这种国家级公祭黄帝活动，学术界目前也有两种大不相同的观点。
　　第一种公祭黄帝观，要以上海某大学的某教授为代表。近年，他在某刊和某报各刊文一篇，对国家级公祭黄帝的活动分别发表了内容大致相同的一番议论[13]。文中，他质问道：“祭黄帝是祭人，还是祭神?如果是祭神，并且是‘国家级’祭神，那与宗教有什么不同?”在文中他进一步认定：“将祭黄帝升格为国家级就是由中央政府肯定这种(宗教)信仰”，并将其矛头指向了所有祭祀活动。就此，他又说道：“祭祀仪式，从本质上讲是对神的崇拜，是相信灵魂不死”，并最后认定公祭黄帝“违反宪法”，“不利于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和科学教育”。
　　第二种公祭黄帝观，为当代参与“国家级”公祭黄帝活动的公众所共有。这种公祭黄帝观认为；尽管在封建社会人们曾将黄帝既作为神(按：即上帝、天帝、部落宗神)也作为人(按：即人间帝王、人文初祖)进行过祭祀，尽管那时祭祀黄帝的人们或许认为黄帝还有灵魂，但那都是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事情，它与我们当代参与“国家级”公祭黄帝活动的公众心目中的公祭黄帝观是根本性质不同的两码事，二者是不能画等号的。我们参与“国家级”公祭黄帝活动的当代公众与那位教授一样，也身受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和科学精神的熏陶教育多年，根本就不会再将黄帝当做神来祭祀。我们公祭黄帝，是而且只是将他作为人，作为中国历史上人间帝王之始，作为中华人文初祖来祭祀的。我们公祭黄帝，绝不是因为我们相信黄帝的灵魂仍在，也不是为了祈求黄帝的在天之灵给予我们什么庇佑，而只是因为黄帝是中华人文初祖，是黄帝开启了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先河，黄帝时代是我们中华民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源头。我们公祭黄帝，一是为了表示我们参与公祭的单位与个人对黄帝功德勋业的崇敬追慕，二是为了以“炎黄文化”、“炎黄子孙”为号召，最大限度地联络、团结海内外所有华夏儿女，共同投身到复兴中华的伟大事业中来。我们搞的绝不是什么宗教活动，而是文化活动，是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进步文化活动。这种活动，根本就不“违反宪法”，而且还大有利于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和科学教育。
　　某教授声称“祭祀仪式，从本质上讲是对神的崇拜，是相信灵魂不死”，认为搞祭祀，包括公祭黄帝“违反宪法”，“不利于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和科学教育”。这位教授的此番高论是否“违反宪法”，我不敢肯定；但我敢肯定的是，他的这番话本身就严重违反了他所崇尚而且也要求别人遵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精神”。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精神的灵魂，就在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在于实事求是。古今中外，人类历史上存在过多种多样、形形色色的祭祀仪式。这些祭祀仪式由于受祭和参祭对象的不同，本质并不相同，甚至有着根本的区别。其中有的受祭者是被参祭者信奉的神，有的受祭者被参祭者既当成人又奉为神，有的受祭者则完全被参祭者当成人。有的参祭者认定其受祭者灵魂不死，有的参祭者却认定其受祭者灵魂虽已随生命的死亡而逝去，但其生前的精神品德、功勋业绩却永垂不朽，值得后人景仰和发扬。某教授对所有这些祭祀仪式不加具体分析，一概认为它们“从本质上讲是对神的崇拜，是相信灵魂不死”。请问：这不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精神的严重违背，又是十么呢?
　　祭祀仪式以受众而论，一般可以分为三个群体：一是受祭者，二是参祭者，三是旁观者。毋庸讳言，过去确有不少受祭者在参祭者和旁观者看来是神，如伊斯兰教的真主，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天父。有的则先是人而后成了神，如印度的佛祖释迦牟尼，中国的关帝圣君。参祭者都认为这些神圣有灵魂，祭拜的目的，则多是祈求神佛庇佑，升官发财，多子长寿，等等不一。有些受祭者先是人，后来变成了神，最后又被还原成了人。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我们本文讨论的核心人物——黄帝。黄帝最初是黄帝部族的首领，死后则成了黄帝部落的祖先，黄帝部族的民众最初是将他作为祖先即人来祭拜的，但不久黄帝就成了黄帝部落的宗神，渐渐而又成了天帝、上帝，是其由人而成神。而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却将其视为中国历史上人间帝王之初首，是其神而又人。当代的公祭黄帝参与者，褪去了过去笼罩在黄帝身上天帝、上帝的神秘外衣，将他只视为中国远古一位功业卓绝的部族首长、人间帝王，是将他又还原成了人，而且是已经死去近五千余年又没有灵魂的人。黄帝既已无灵魂，他已不可能以在天之灵给我们参祭者以庇佑赐福，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祭祀他呢?要知道，许多祭祀活动并不仅仅是针对受祭者而设的，希望受祭者逝而有灵，在享受了我们的歆享之后，赐福予我们；更重要的是针对参祭者和旁观者而设的。是不是由于我们公祭黄帝活动的参与者认为黄帝本身不是神，也没有灵魂，因而公祭黄帝的活动就显得毫无意义了呢?不，绝不是这样!恰恰相反，公祭黄帝活动的意义和着眼点，完全落在了参祭者与旁观者的身上。我们的公祭活动，是而且仅仅是为了教育参祭者与旁观者在炎黄的精神旗帜下团结起来，为振兴中华而奋斗。某教授认为公祭黄帝是什么宗教活动，参祭者是认为黄帝死而有灵，这一方面是他对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思想的素养估计过高，对参与公祭者的有关素养又估计过低；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对公祭活动对参与者、旁观者所具有的重要教育意义严重缺乏认识所致。
　　人们所以祭祀某受祭者，并不完全是因为受祭者是神或死后有灵，比如我们年年清明祭扫烈士墓或祖坟，就并不是因为我们认为先烈或先祖是神，或死后有灵，而只是为了表示我们参祭者对先烈先祖们的崇拜和追思。我不知道某教授清明节时是否会到烈士墓和先祖坟前去祭扫。如某教授去了，那当时他是否也认为先烈或先祖是神，是他们死而有灵呢?这种祭扫在某教授看来是否也和一切祭祀仪式一样，是“宗教活动”，因而“违反宪法”，“不利于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和科学教育”呢?如果是这样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适足以表明某教授之言行不一。如某教授为维护他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精神”竟至连清明时对烈士墓和先祖坟的祭扫也拒不参加，那人们又当对某教授的行为作何评论呢?区区愚钝，不知所应，唯愿质之于公众和高明。
　　公祭黄帝活动不仅关系到我们对黄帝和公祭黄帝活动的认知，而且还关系到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团结，关系到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我们并不像某些人那样喜好棍子、帽子满天飞，但我们真诚地希望某教授今后在发言作议时少些“哗众取宠”之心，而多些“实事求是”之意，要慎言，要自重。同时我们也相信，某教授尽管名气不小，但他华而不实、貌似吓人的言论，还不会对我们目前的公祭黄帝活动产生什么否决性的实际作用和不良影响，这项活动仍会在历史唯物主义精神的指引下健康蓬勃地发展。
　　注释：
　　[1]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中国文化》第7期；另见李著《走出疑古时代》一书的《导论》，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第2版。该文是李学勤先生1992年在一次学术座谈会上的发言，会后由北京大学李零教授等学者依录音，整理发表于《中国文化》第7期。
　　[2]陈平：《略论炎帝族的发祥与迁徙》，《炎帝文化与2l世纪中国社会发展》，岳麓书社2002年9月第l版。该文即作者于2001年11月在京两宾馆炎帝文化研讨会上的论文和发言。
　　[3]《史记集解》注《五帝本纪》“黄帝崩”语引皇甫谧说。
　　[4]孙敦恒：《王国维年谱新编》，小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144页，此文更早见于《王国维遗书》五之《静庵文集续编》，上海古籍书局1983年版。
　　[5]王国维：《观堂集林》第二册，中华书局1959年6月第1版，第19页。
　　[6]朱龙华：《谢里曼》，《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第584—585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
　　[7]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1943年初版，1960年出版增订本，1985年10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增订本新1版。
　　[8]苏秉琦：《重建中国古史的远古时代》，《史学史研究》1991年3期。
　　[9]苏秉琦：《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考古》1991年12期。
　　[10]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中国文化》第7期，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编辑部1992年11月编行。
　　[11]李学勤：《古史、考古学与炎黄二帝》，《走出超古时代》第一篇第二节，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第2版。
　　[12]尹达：《衷心的愿望》，《尹达史学论著选集》。
　　[13]读者若想了解与此相关的更多确切情况，请参阅《新原道》第二辑(河南大象出版社2004年9月版)刊登的韩星同志撰写的《“国家级”公祭黄帝是宗教活动吗——与xxx先生商榷》一文。
　　

黄帝祭祀与中华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黄帝陵基金会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09